|
#19年春CCER经双中国改革专题课程阅读作业之三——《产权的经济分析》
本书主要介绍了制度经济学家巴泽尔的产权理论。或许是翻译不佳、也或许是个人积累太浅,薄薄一本书的阅读体验并不算顺畅。在进一步提出问题之前,有必要进行全书结构与思路的梳理。
真实世界中,商品的交易并不如课本上直接供求曲线求均衡点来的如此容易,此种做法忽略了商品的多重属性。在考虑一笔真实交易时,买卖双方都需要尽可能的了解商品的属性,并考虑清楚交易之后每种不同属性的产权归属。若信息足够充分,产权界定足够明确,那么自然是皆大欢喜,两全其美,但在真实世界中,为了获取信息、界定产权,将会花费不小的代价,这便是交易费用的来源。“如果交易费用大于零,产权就不能被完整的界定,因为资产的某些属性的测量成本较其价值昂贵的多 。”
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物品的属性变的难以测度,而在界定清楚属性及其产权之前(或因为界定的成本已经高于界定清楚该属性所能带来的收益),该属性就会处于巴泽尔所称的“公共领域”中,在公共领域中,由该属性带来的收益可以被部分人赚取。正如樱桃市场的例子,由于樱桃的口味是消费者难以获取的信息,所以商店主人很难阻止顾客挑拣樱桃,因此出现了同一个樱桃可能被不同顾客挑拣的现象,樱桃便进入了公共领域,而在不断的挑挑捡捡之中樱桃的损伤便成了交易费用,虽然乐了买到好樱桃的顾客,但苦了剩下不少无人接盘的坏樱桃。
为了降低这样的交易费用,试图清晰界定产权的工具——合同——由此诞生。但无论是固定租金合同、分成合同、还是工资合同,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固定租金合同会产生无谓损失,分成合同会造成监督费用的上升、工资合同会对懒惰有激励。独占所有权的方式,也没有能够完全规避交易费用,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所有者投入生产时所产生的专业化损失,以及其生产性的非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形式不能完全与产出最高的人力技能的所有权形式相匹配 。由此可见,完全个人所有的产权形式也不能解决问题。
那么降低交易费用到底该尊崇什么样的原则呢?巴泽尔继续阐释他对公司行为的观察。在课本我们所学的微观经济学中,对企业的生产存在很强的假设,诸如生产函数本身、价格以及投入产出属性已知,且一个企业只执行一种功能等 。在真实世界中,这些假设自然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产权界限及与之对应的交易费用,正如员工们的工作,由于难以界定每位员工的产出价值,而其工资却与整个公司的市场盈利有关,这样一来,产权的难以界定,会促成对自己工资与企业市场盈利相对不在意的员工偷懒。科斯所认为的“企业与市场的二分格局——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要么在市场上进行,要么在企业内进行 ”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巴泽尔考虑了偷懒现象及市场与企业的割裂之后,给出了他的最重要的原则:“一个交易者影响平均结果的意愿越大,该交易者承担的对于剩余的索取权就越大 。”基于这样的原则,交易费用可以相应的缓解。
这一套产权分析的方法,在书中继续运用在对汽油市场、奴隶制度、权利形成的分析中。在对诸多实例的分析与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如他开篇所说的那样,“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产权分析的框架下加以分析。 ”这种分析角度,对于理解经济学、解释经济现象无疑是新颖而独特的。相比于课本之中,建立在理想假设的各种复杂的数理化分析模型,以巴泽尔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范式,无疑是更贴合真实世界的。
在阅读本书之前,还读完了周老师的《改革的逻辑》,此书的核心建立在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之上,在书中,科斯的交易费用阐释如下:因为在市场中为了完成交易,从而进行的买卖双方的对接、信息的交换都是有成本的,故而这样为了完成交易所发生的费用皆属于交易费用的范畴 。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宏大而宽泛的。相比之下,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巴泽尔给出的定义如下:交易费用是与转让、获取、保护产权有关的成本 。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汪丁丁老师为本书作的序中已经给出:科斯利用法学角度来研究经济制度,而巴泽尔更像一个微观经济学家,从实际例子出发,而不喜玩文字游戏。由此,可以说,巴泽尔更强调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周老师对真实世界的强调或许就源于此。
不过回顾我们经济学本科生所学的课程,课本上的经济分析方法大多以数理分析为基础,按照流程:给定假设——构建模型——分析数据——得到结论,按部就班,以实为证。这样一来,好像只要有了数据,才能叫实证,有了各种数学方程,才能叫逻辑,这种风气在经济学前沿研究中比比皆是。从本书更深入的了解制度经济学之后,更认识到所谓主流经济分析方法的先验假设(理性人假设、瓦尔拉模型)是很成问题的。然而无论从经济学本科生的教学方案,还是从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中,依旧是数理化分析占比最大,在这种众人前仆后继追随所谓主流的时刻,更需要保持冷静,反思这种方法的地基是否坚固,其方法论是否正确。
在更多的阅读与听课学习中,我感受到周老师与这两者都有所区别,我认为周老师所采用的方法是以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质性研究为基础的,实地调研、田野调查、问卷访谈等都是质性研究的具体形式,而周老师的的确确是利用这样的形式进行研究的。带着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困惑,我有幸获得了难得的机会与周老师进行了交流。
周老师认为,经济学受物理学的启发很多。物理学的建立是为了解释客观世界的不同自然现象,试图找到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并用规律推广到更多的应用之上。经济学也试图去找到现象背后的规律,不过与物理学的区别在于,其关注的集中于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经济现象。从一开始亚当斯密领头的古典经济学是一种解释,不过那个时候还停留于定性说明的阶段,而随着数理与计算机的科技进步,实证与量化方法引入到了经济学中,这种方法在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等人的引导下达到顶峰。在那个时间段里,甚至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这样一套在约束条件下算最优化的工具性经济方法,横行于世,试图给每一个领域中的问题都找到最优解。直到现在,这样的情况虽然有好转,但是数理分析方法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虽然近来也有学者在不断质疑此方法的合理性,正如行为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但这些都算作“非主流经济学”,学术界的倾向可见一斑。大数据与计算机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数理分析或令人欣喜、或令人可悲,都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周老师一直秉承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理念,不以数据论英雄。
不过跳出数据,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数据,最重要的是学会“假说演绎法”,尤其面对的是无法严格进行现实实验的真实世界。周老师认为自己与社会学质性研究方法有别的,是他不停留于归纳总结现象,试图提取出一个概括性的理论便停止了。更多的,需要足够了解真实世界之后,在头脑中进行思维假想实验,构建合理的假说与理论,再回过头去在现实中找到例子,证实自己的想法。
或许作为本专业属于社科的我,可以辩驳周老师对社会学的认识可能停留于刻板印象,不过在同时学习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同时,我感受到了学科划界的不明晰,这未免不是一个提醒——完全独立的学科在当今学术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学科之间的界限倒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不再约束于特定学科的视角,正因现代社会问题之复杂,更应该认识到多学科视角的重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