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2022年所刊载的企业史文章（摘要）

今朝有酒

【编者按】林立强教授2020年在《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企业史管理学范式研究》一文中指出，由于企业史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企业”本身的定义与边界的问题还没解决，导致中外企业史学界至今对企业史的概念仍存在分歧。例如从企业史管理学范式角度出发，西方学界讨论的焦点是在企业史的概念是广义还是狭义上。狭义的定义以企业史学科的创始人、哈佛商学院格拉斯教授（Norman Scott Brien Gras）为代表，认为企业史就是企业运营管理历史的研究，可分为政策制定的历史与内部管理的历史两部分。广义的定义如哈佛商学院琼斯教授（Geoffrey G. Jones）于2008年提出，企业史学家研究企业制度、企业家以及公司的历史演变以及它们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2017年，他又提出“企业史是对企业家、公司和商业系统的历史研究”这一更宽泛的定义。
       本年度“企业史研究”知乎号拟回顾2022年度国内相关核心刊物中企业史论文的发表情况，并选摘其提要。但若按上述林老师文中所提及西方对企业史的定义为标准选取文章，恐或过于狭隘或过于宽泛。编者结合我国企业史论文的实际，尝试提出以下标准作为此次选取论文的依据，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对此基本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我们认为，只要以企业组织、企业家和企业生长环境三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就应当被归纳到企业史的研究范畴。这三方面从本质来讲就是：组织、人与环境。以企业组织为核心，涵盖了对企业组织制度、发展演变、经营管理、产权结构和会计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以企业家为核心，对企业家、企业家群体和一般企业职员的群体研究，如企业家精神、职工运动、同业团体和商人经营活动等都属于企业史研究；以企业生长环境为核心，企业与外部环境（外部经济形势、国家经济政策、社会发展状况）的互动也属于企业史研究。此外，随着研究视角的丰富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企业史的研究范畴势必在不断改变与扩展之中。故本期公众号暂以此为标准选取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在过去一年中所刊发的企业史文章，以供学界同仁备览。
                                                                                                                                                         ——曹宁
                                                         论文基本信息


1.《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许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商人会馆碑刻等资料，对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考察显示:甘肃的晋商多来自晋中和晋南，主要分布于平阳、汾州等府和解州直隶州; 陕商则主要来自西安、同州二府。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货主要 有绸缎、布匹、茶叶、皮毛、杂货等，甘肃输入商品以绸缎、棉布、茶叶等为大宗，输出则为水烟、药材、皮毛制品等。乾隆年间汇聚兰州的山陕商号已有四五百家，武威更达六七百家，秦州和张掖则少得多。凉州府城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可能均超过省城兰州。
2.《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
作者：张忠民，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讲座教授。
内容提要: 前近代中国合伙企业组织的产权制度特征，学界尚无总括性、理论性的论述。本文尝试性地归纳其特征为: 合伙企业资本有正本、副本、附本、客本等称谓，内涵各异，其实质似同于现代企业股本和企业准备金等组合; 借本和领本于合伙企业的地位最易混淆，前者为债权，后者为委托代理经营; 合伙企业的股份指向有以资本为标的和以收益为标的两种方式，后者为传统合伙特色，有其合理性;合伙企业的产权之变更与转让已形成普遍规则，且涵盖了无形资产的产权。另外，前近代中国的合伙企业是否具有法人地位、是否存在有限责任的问题，颇具争议性，本文亦作出自己的分析。
3. 《抗战前后湖南民船同业团体的嬗变》
作者：陈瑶，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湖南传统民船同业团体的近代转型，主要发生在全面抗战及战后复员时期。湖南民船航运业长期以流动难羁的船帮组织为同业团体形态，战前开始出现依法成立或改组的船商公会和船员工会。抗战期间，身处前线的民船同业团体，在其他交通路线和运输工具破坏殆尽的情况下，积极组建同业工会、保甲组织或同乡会，配合政府统制政策，完成对前线兵力和物资的运输周转，获得政府认可，成为合法社会组织。战后，湖南湘潭船主在船商公会与船员工会竞争中，选择以工人身份加入船员工会。战争给民船同业团体和船民带来组织和身份上的重大转变，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船帮会立案为同业工会; 以往被看作江湖匪盗的船民群体，成为支援抗战及复员运输的内河船运工人。抗日战争对于同业团体的组织性质和底层民众的身份认同影响深远。
4. 《20世纪50年代的职工储蓄动员与现代国家建设》
作者：林超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政府对民众日常生活的介入与塑造愈益加深。1949年以后，为了早日向工业国转变，国家选择了高投入、高积累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通过计划经济体制调整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部分的比重，个体消费者的经济活动也因此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范畴。储蓄作为一种延期消费，具有调节货币流通、推迟社会购买力、增加生产建设资金的作用。为此，国家加大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职工储蓄的推广力度。对银行储蓄的大力提倡和动员，成为国家调整积累与消费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它也在无形中改造了民众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根植于传统“熟人社会”的民间借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成为现代国家推广银行储蓄的一大阻力。在这种情况下，互助储金会等新型的互助互济组织应运而生，承担着将职工从民间信贷导向银行储蓄的历史功能。



（职工储蓄总动员）

5.《传统时代山西当铺账本的复式簿记与会计核算》
作者：李锦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协同部总经理；曹树基，三江学院历史与文化地图研究院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作者所藏数十种当铺账簿，证明中国传统会计制度存在一种独特 的记账方式: 当铺各业务账与银钱流水账“同一账，记两簿”，当铺各业务账簿之间同样“同一账，记两簿”，这构成典当业中独有的双重复式簿记。由日到十日到月到年的现金流量表、每月损益表与年度资产负债表的组合呈现，体现了中国传统商业会计制度的精巧性、复杂性与科学性。



（山西当铺）

6.《外商银行在华会计信息披露的本土化调适——以汇丰银行1874年至1906 年账略为中心》
作者：张文，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小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博物馆( 会计文化研究中心) 馆长。
内容提要: 自开埠以来，外资公司大量涌入中国。以外商银行会计的中国本土化调适 为开端，一场复杂的会计文化互动拉开帷幕。其中，汇丰银行以“账略”形式面向公众披露会计信息的整个发展及演变的过程非常具有代表性，即最初以“存”和“欠”来表现资产负债表内容，后来转变为以四柱结算法来表现公司的财务成果及现金流动，其间经历了复杂的观念调整和形式演变，此过程不仅体现了外资银行学习、理解和吸纳中式簿记方法与观念的特点，也体现了会计作为一种商业语言所必须具备的环境适应性的特点。账略作为一种近代会计的过渡形态，具有显著的东西文化融合的特征，探究账略的发展过程可以揭示近代在华外资银行会计信息披露的本土化历程。



（汇丰银行）

7. 《战后国民政府对接收民营企业的处理——以榆次纺织厂等四厂为例》
作者：段志鹏，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
内容提要:接收与处理前政权遗留之财产是新政权建立之初巩固自身地位的政治手段，辛亥革命后对前清故吏财产的处置、北伐战争期间对“逆产”的处分以及抗战后对敌伪产业的处理均属上述范畴。抗战胜利后，山西民营榆次纺织厂等四厂由省营企业西北实业公司接收并代管，股东则要求依法收回自办。最终，在地方政府介入下四厂改由西北实业公司租赁，各方利益诉求达到一定平衡。代管租赁初期，工厂产能初步恢复，部分产品产量回升，客观上有助于战后经济恢复。然而，西北实业公司租赁民营企业是山西地方政府在法律及社会舆论压力下的折中方案，主要目的是扩大官僚资本，为战争提供经济支撑。随着经济环境的恶化及战争局势的变化，民营企业不可避免地被地方政府“征用”与“征借”。类似的情况在北伐时期的“逆产”处理中也屡见不鲜。从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对接收民营企业的处理不是简单地吞并，而是和法律规定、政府的政治军事需求以及经济与社会局势变化密切相关。
8. 《中国近代企业中的代理经营制度——以在华外商企业为中心》
作者：杜恂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有些企业实行代理经营制度。所谓代理经营，是企业将其经营权 和部分决策权以合同方式让渡给另一企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制度主要存在于外商 企业之间，只有极少数华商企业委托外商企业代理经营。有一些实行代理经营的外商企业，代理方以咨询委员会取代董事会进行决策。外商橡胶公司的代理经营权有集中倾向。委托方的成本较高而权利较少，但该制度在近代中国尚无法取消。总的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较为稀缺，包括到中国来从事经济活动的外国技术和管理人才，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进程也较为缓慢，职业经理人阶层及其市场尚未形成; 在一些行业中，市场也不是充分竞争的，如外贸、橡胶园公司行业等，少数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技术和市场具有控制力。这样，委托优势企业代理也就是一些企业顺理成章的选择了。
9.《近代台湾银行在中国南部的银圆扩散与通货统一》
作者：苏颂，温州大学华侨学院讲师；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 日本割占台湾后，为强化殖民统治，于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该行随即以台湾为基地，不断向中国大陆进行营业网络和业务扩张。台湾银行利用早期在华南广泛流通的日本银圆，发行以该种银币为准备金的银票，试图建立日系通货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宁，台湾银行伺机怂恿日本大藏省铸造日本银圆，并依托其金融网络在华中、华南地区扩大日系货币的流通，以增强控制中国南部货币市场的力度，实现金融殖民目的。但受近代中国持续的抗议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冲击，以及中国本土银行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银行以日本银圆统一中国南部货币的谋划最终走向失败。



（台湾银行大楼）

10.《近代中国员工社会资本与工资差异——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员档案的分析》
作者：李耀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凯琪，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37年调查1454名行员的档案资料，分析了近代员工所动用的社会资本——介绍人和担保人对其工资的影响。研究表明：银行行员的社会资本显著增加了其工资收入，高社会资本增加行员成为高级收入工种——经理的概率，降低成为低收入工种——仓库的概率，特别是担保人提供的超额担保增加了从事财务工作的行员晋升经理的概率。本文为理解当前中国社会资本提供了历史借鉴。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楼）

11.《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私方放弃定息问题研究（1956—1966）——以杭州市公私合营企业为例》
作者：王毅，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1956至1966年定息发放期间，私方人员对待定息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 在1956年定息开始发放时就已存在私方放弃领息的现象；1957年后，动员放弃、集体放弃和“主动”放弃定息的现象愈发突出，同时在政治运动和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私方出现了放弃定息又重新领取的反复行为；1962年后定息的取消被提上了日程，不同阶层的私方对是否到期取消定息也有不同的考虑。 从整个过程来看，政治形势的变化会带来私方放弃定息的高峰与低谷，成分转变的诉求、私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公方的宣传教育和私方家属的劝导是影响私方放弃定息的重要因素，并且不同的因素在不同阶段、不同的私方人员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其中成分转变是私方放弃定息的核心诉求，而政策的变动和私方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会带来私方人员在要求放弃定息和重新领取之间的反复。
12. 《论票号账簿的归户、特征与价值——以恒隆光票号账簿身份考证为例》
作者：周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善靖，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文化市场的活跃和学术研究的聚焦，使包括票号账簿在内的民间文献热度空前。与此同时，此类文献也存在着归户不清、考证不足、研究不深的问题。对票号账簿的利用，首先应坚持“归户”原则，从账簿的真伪、性质、归属等方面予以综合判断，然后从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深入分析。恒隆光账簿在形式上具有总结账的一般属性，体现了严谨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在内容上则呈现出票号账簿的特殊性，并由此透漏了它的票号身份。票号账簿的内容极为丰富，对会计史、金融历史地理、区域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具体操作层面，要素化和谱系化的数据处理是实现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手段。数据库的建立，则可以把各相关要素进行有效关联，整体提升史料的利用价值。
13.《政府干预与企业革新：江苏省政府整理大生纺织公司案（1928—1931）》
作者：白进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1928年，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以振兴本省纺织业和维护官股利益为由，对大生纺织公司提出“整理”。最初由财政厅负责，但成效不佳遂改为财政厅、建设厅合力，从工务、营业、管理层面整改。李升伯与吴寄尘等大生高层对政府整改由担心与游移转向积极接受，借机推行科学管理和企业改制。省政府的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委派监察人监察公司，官股董事开始介入企业管理。该案一方面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即已着手积极干预经济；另一方面揭示出政府介入也有可能成为企业改革的“东风”。



（大生纱厂旧址）

14.《清代两淮盐务中的引窝资本市场 》
作者：余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清代两淮盐务中，由“世业”根窝、“年窝”朱单组成的引窝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围绕其交易、炒作、质押，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其中，根窝虽可交易，但须受盐运使司、总商严密控制; 朱单在经“预纳纸朱”、颁“朱单式”与“滚总成纲”等改革后，成为可通过引行中介进行交易的有价证券。是故，引窝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与炒作主要围 绕朱单来展开。引窝价值涨落虽受产盐数量及官方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口岸行盐之畅滞，销盐最多的湖广口岸由此成为该资本市场的重心。引窝也可用于抵押借款，乾隆间即有专门针对运商放贷的“商”，至嘉道间 1 /2 乃至 3 /4 的运商依靠“借”来行盐。盐官并未意识到根窝、朱单的融资功能，只是为减轻运商的成本与治理滞岸而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政策，这反而加重了运商的成本，加速了两淮纲法的崩坏。
15.《乾隆至民国晋商股权结构演变简析》
作者：张喜琴，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永斌，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 晋商股俸制初创之时即有人力股、资本股之分，实物亦可按价作股，各类股东身份平等，共有企业，共同经营，共负盈亏。股权融资多见于家族内部或坊友之间，股权结构以平衡型居多。票号出现之后，实物作股已不多见，身股股权变得不完全，丧失了企业产权，也不再承担亏损责任，只享有经营权和有限的剩余索取权。银股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融资的地域范围和对象也呈现出开放性，省外资本、官场资本开始进入，但股权集中度有所降低。票号发展后期，随着银股稀释和身股增加，经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内部人控制风险加剧。保晋公司成立后，股权融资地域和对象进一步拓展，呈现出官场资本主导的特征。虽然身股退出，但由于股权结构更加分散，经理人权力反而增大。上述变化，集中体现为股权融资对象渐广、官股和官员股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地位上升、劳动地位下降的趋势，这是由晋商转型的资本密集化、省外融资便利性提升、清末大资本投资来源相对稀缺的时代背景，以及政府天然的资本调配能力所决定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

<hr/>



（更多资讯请关注“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